东山关帝庙文化功能再探：走进戍卫耕劳的日常

关帝文化产业园风动石(fēngdòngshí)前唱响渔歌。 东山(dōngshān)铜陵关帝庙(guāndìmiào)俗称“东山关帝庙”，2022年(nián)7月被中国侨联授牌“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”，2023年2月被国台办批准为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”，可见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座关帝庙。东山关帝庙建于东南所城，绾连海峡两岸，辐射东南亚，自元明(zìyuánmíng)至(zhì)当代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。 东山关帝崇拜，追溯到唐总章三年(nián)（670年），陈政、陈元光开拓闽南，关公香火随军奉祀(fèngsì)并传入铜山，东山人拜祀关帝已有1000多年历史。东山关帝庙的创建可追溯到明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，江夏侯周德兴建铜山卫所用(suǒyòng)以抗倭(kàngwō)，刻关公像祀之。 清代东山关帝庙列入官方祀典的(de)记载颇晚。根据碑刻史料，清道光二年(nián)至道光四年（1822—1824年），东山关帝庙历时两年的重修，是由福建(fújiàn)水师提督许松年捐俸提倡的，东山的官、军、绅、士、商、旅各界人士(gèjièrénshì)捐金参与。《重修武庙(wǔmiào)记》中有申明“武庙”之意：“盖闻人心莫隆于忠义”“德必崇而功必报”“兹列朝之享祀频仍，昭代之追封独懋，武庙之制所由广颁(bān)也”。由此(yóucǐ)，在清朝中后期，东山关帝庙获得了官方和民间的合力推崇。 《乾隆铜山志》记载东山的另一座关帝庙(guāndìmiào)为“兵营关帝庙”，即五里亭(wǔlǐtíng)关帝庙。清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东山关帝庙二十世住持僧空提曾予以重建。空提和尚还于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兴建铜陵翠云宫，安祀东山出戍(chūshù)(shù)台湾殉难(xùnnàn)班兵灵位于“义勇祠”，并祀奉戍台班兵家眷(jiājuàn)吴氏碧娘“四命妈”，对于安抚烈士(lièshì)亡魂、抚恤班兵家属有重要意义。1940年，五里亭关帝庙改建为“东山抗战阵亡烈士陵园”，其香火(xiānghuǒ)移奉于赤涂窟关帝庙。赤涂窟关帝庙也称“衙顶关帝庙”，坐落在铜陵水寨九仙山东麓的赤窟。 漳州地区的(de)其他关帝庙(guāndìmiào)，有的也和东山关帝庙渊源颇深。据《乾隆铜山志(zhì)》载，“长泰瓷窑庙”和“云霄下港庙”都是从东山关帝庙请去(qù)香火，且云霄下港关帝庙与清康熙年间迁界有关。东山关帝庙的武庙功能和官方祀典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，与旁边的崇文书院，一为“武庙”，一为“文庙”，凝聚(níngjù)了东山人“崇文尚武”的理想追求。 在现存众多关帝庙中，东山关帝庙所体现(tǐxiàn)的海峡(hǎixiá)同缘文化内涵丰富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—— 朝代更替 官祀不变。明郑(míngzhèng)时期，台湾建有多处关帝庙(guāndìmiào)。据《康熙台湾县志》卷九《杂记志·寺庙》统计，清朝台湾早期兴建的关帝庙有西定(yǒuxīdìng)坊大关帝庙、小关帝庙及宁南坊关帝庙、永康里(lǐ)关帝庙、长兴里关帝庙、保大东里关帝庙、澎湖关帝庙等。其中，西定坊大关帝庙有宁靖王所书匾额“古今一人”。宁靖王即朱术桂，连横《台湾通史》卷二十九有传称“十八年春三月(sānyuè)，经奉术桂渡台，筑宫西定坊，供岁禄”，民间有“宁靖王奉像入台南”的故事，认为是郑经从铜山(tóngshān)携(xié)宁靖王等南明宗室(zōngshì)撤至台湾。 大关帝庙在明郑时期具有官祀性质，在清朝也多次为朝廷官员所重建，“康熙二十九年(nián)(nián)(nián)（1690年），台厦道王效宗修。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，台厦道陈瑸重修(chóngxiū)。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，里人鸠众改建”。 东山班兵 崇祀军营。汪毅夫《清代(qīngdài)班兵制与澎湖的(de)“铜山兵”——东山县与台湾历史关系的一个侧面》一文详细论述(lùnshù)了铜山兵戍守澎湖的历史。据林豪《澎湖厅志(tīngzhì)》（1893年）记载，早在明朝万历年间，为了防倭，铜山兵便(biàn)开始参与澎湖的军防。清康熙(qīngkāngxī)年间，清政府完成台湾统一(tǒngyī)后，考虑到对台湾的治理和控制需要便建立班兵制，从大陆派遣官兵到台湾驻防，“以内地水师营分兵丁轮班戍守，三年一换”。 清代戍守(shùshǒu)澎湖(pēnghú)的(de)班兵主要来自厦门水师提标、海坛镇标(zhènbiāo)、金门镇标、闽安协烽火营和铜山营。按照规定，三年期满，由原营派同额兵丁前往替换，“在澎湖实行班兵制的200余年间，不时有铜山营兵往来于东山、澎湖之间。东山、澎湖都是铜山营兵的常驻地”。后来，清朝又准许年满(niánmǎn)四十而无子嗣(wúzisì)的班兵可以带家眷随军，允许班兵就地娶亲。这样，许多退役班兵也与家眷一起在澎湖定居。 戍台班兵来自福建各地，籍贯以铜山、泉州(quánzhōu)晋江、南安、惠安和福州(fúzhōu)居多。日据初期，澎湖妈宫市区自称“铜山人”的(de)居民就(jiù)有140户共计770人，占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。不论是在东山还是在澎湖，关帝均为铜山班兵及其家属精神上的慰藉。 东山“帝祖” 台湾“恩主”。关帝崇拜由福建(fújiàn)过台湾，漳泉二地的民俗文化与台湾息息相通。江日升《公立(gōnglì)关永茂碑记》记载东山乡民在迁界(qiānjiè)之后以关帝后裔为名，独立户名(hùmíng)造册一事。此时，关帝于东山民众已有“帝祖”之实。至今东山百姓凡乔迁新居(xīnjū)或是子孙成婚自立门户，必由长辈舅父或内兄弟赠送“帝祖”神像并颂联(bìngsònglián)一套，俗称“母舅联”，悬挂于大厅中堂，承传敬帝祀祖的家风，庇荫子孙后代平安吉利(jílì)、家业兴旺。 台湾的(de)关帝有各种称名，如协天大帝、文衡(wénhéng)圣帝、关圣(guānshèng)帝君、翊汉天尊、关帝爷、山西夫子、恩主公等，其中“恩主”的名称与“帝祖”一样，反映了儒家思想在信俗中的投射。 东山(dōngshān)关帝(guāndì)庙在关帝文化传播中的独特性，随着遥远的历史烽烟而(ér)来，走进了海峡两岸民众戍卫耕劳的日常，东山流传的《龙船歌》至今还在传唱“三月上巳过清明(qīngmíng)，关公(guāngōng)送嫂去寻兄，过了五关斩六将，又斩蔡阳入古城”。民俗与信俗的互动影响，使得东山关帝文化焕发出持久永恒的生命活力。 （作者单位：福建师范大学(fújiànshīfàndàxué)闽台区域研究中心）